盛极一时的水旱码头

——蒿泊都之西高白

文/清徐报社苗志崇

以文言文记事的清顺治《清源县志》中，对“蒿泊”乃至“高白”的由来都做了详细确切的说明，但并未对这个“都”做出特别的解释，似乎是顺理成章、无需特别阐述的。辞海“都”（du）有着这样的定义：从“邑”，表示与城市有关；还含有都城，美好，积聚、聚会、首领等等涵义不一而足。以“蒿泊”之地而“都”者，舍高白而外，恐怕是别无分号了，但是不必惊讶，高白之“都”是名副其实的。

据高中栋、段占德老人介绍，一直到上个世纪初，这里还是一个车水马龙、商埠云集的大市场，该村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三的庙会可以一直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主要集市就在如今西高白村的关帝庙前，当时与关帝庙比肩而立的还有学堂院和静修寺，来自南京、内蒙等天南海北的客商在此聚会交易，有的客商要在这里一直住到过年以后才离开。大到骡马牛羊，小到各种食品、土特产以及绳子等杂货，都是交易的内容。为了维持集市的安全和秩序，高白还设有保安队。段占德老人回忆说，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外来的恶霸来此抢夺客商的牛肉，抓住后，被当场正法——“好大一个头颅被血淋淋的砍了下来”。

这个市场究竟起源于何时，如何能在那个信息封闭、交通不便的年代兴旺发达起来？是什么样的魅力让那些天各一方的人们齐聚于此？这恐怕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研究课题，我们无力涉猎，但在西高白村现存的古物中，还能稍窥端倪，让我们跨越时空阻隔，做一些不谋其面的朦胧推断。

在如今西高白村的关帝庙里，四根饱经沧桑、年代久远的石柱稳稳地支撑着近年修缮一新的关帝大殿，四根石柱下沿距地两尺许，有深深的磨痕。高中昌先生向我们介绍说，这四根石柱叫做“八棱通天石柱”，是从“四楼”那里移来的，石柱上的磨痕是被那些南来北往的车辆轴头所磨损的。

修建于明朝成化二年（1466年）的“孝感楼”俗称“四楼”，也称“市楼”，高白标志性建筑，乡人有“未入蒿泊，先见四楼”之说。其楼“劵门四阙，贯通四街，中竖八棱通天石柱四根，承托高楼主体，故名“四楼”，在西高白十字街正中，居民集结，商铺林立，车水马龙的交通要冲，古为“官道”，毁于清道光年间的洪水决堤。道光二十八年，重修关帝庙时，乡人将仅存的四根八棱柱，移作关帝大殿明柱。”（引自《清徐历史文化丛书》）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里，高白是一个另类，这个“蒿草丛生，村落荒凉”（《清徐县地名志》）的贫瘠之地，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人气旺盛、客商云集，成为后人们引以自豪、津津乐道的“水旱码头”。其实，古高白虽然商业活动相对集中、水源丰富，却并不具备水路运输的条件，然而，当这句话一再从七十岁的老中医高中栋和七十一岁的段占德大爷口中清晰地说出来，我们足以感受到这个称号曾经的分量。“要问俺家住哪里？蒿泊西头四楼底。”这是当时高白人自我介绍时的一句口头禅，话中的蒿泊西头就是现在的西高白村所在，四楼是当时高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高白，古称“蒿泊”，因其“原是水泊草泽之地，蒿草丛生，村落荒凉”，故名。清顺治《清源县志》载：高白一都，旧名蒿泊都。顺治十五年，直隶内江人和羹任清源知县，知县和羹以民苦水旱，地多荒芜，遂芟去草头水旁。日寇侵华时，为了便于管理，将高白分为东、中、西三个村。高白在东于镇成立之前，一直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解放之后，称高白公社，于1983年9月经省政府批准改为东于公社。

在清徐地方史料的记载中，包括西高白在内的古蒿泊是一个土地贫瘠、物产不丰的村落，水多为患，不宜耕种。直到解放后，本村居民在家里的灰坑里、菜窖里都有积水，雨水稍大时，大水就会漫了居民的院子，临近的几条河流也不时为害。然而，这个未被上苍眷顾的村庄，在《每周一村》采访西高白的过程中，却没有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窘迫，没有饥寒交迫的记忆。就如同当时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山西的晋商们一样，土地贫瘠、物资匮乏的状况反而成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不断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使得他们跃出了浅浅的沟壑田亩，跃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飞翔在了更为广阔的天空。

“人杰地灵、物埠人丰”，西高白能拥有这样一个显赫的时代，当然离不开居住在这里的人，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现任山西省诗词协会副秘书长、清徐县文联副主席、西高白村人高中昌先生坐在他的古式庭院里，为我们娓娓道来。古色古香的院落，严谨的布局、精致的雕刻，老树浓荫如盖，处处能感觉到那种生活的典雅情趣和处世的悠然态度，能在家居现代化的今天还保持着这样波澜不惊的坚守和宁静。作为一个西高白人，这不仅仅是血脉中传承而来的操守，更是对于人生追求的执著。

高中昌先生向我们讲了这样几个近代小故事，常家的常燮中，曾是清廷拔贡，人称“拔贡”爷，常老爷子未走上仕途之时，曾有本村人上门无理寻衅闹事，后来“拔贡”被朝廷选派了官职，去了太谷县任县令。这个昔日寻衅者恰好在太谷县犯事，被人抓住，主政一县的“拔贡”爷不念旧恶，送他路费，将他平平安安地放了回来。“拔贡”爷卸任回乡，太谷人将代表他们感恩之情的“万民伞”送到“拔贡”爷的家里，至今遗迹尚存，仅安装“万民伞”牌楼的石头地基就足有六个平方大。抗日期间，吕梁山下的高白为八路军和日寇的缠斗之地，日寇多次在此吃败仗，丧心病狂的日寇决定要“屠村”，“拔贡”爷凭着自己多年德高望重的声望和影响，四处奔走，终于力挽狂澜，将一场滔天大祸化于无形。解放后的不断运动中，“拔贡”爷被作为“地富反坏右”批斗，参与批斗会的群众却无一上前。

西高白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几乎涵盖了封建社会里的“士农工商”等四大代表性职业。西高白历史上有过许多声名显赫的家族，有的为官有的为商，诸如赵、陈、常、马等家族……这些人，既有为官者造福一方的，也有经商成功后，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的——整饬附近的河道，加固堤防，修建庙宇，西高白村古代公益建筑很多：关帝庙、静修寺、观音堂，慈悲寺，玉皇阁、真武庙以及学堂院等。“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西高白的天空下，历史如此的温馨。

而要追寻西高白人文精神的先河，还要从高白的标志“四楼”说起。史载，明成化年间，蒿泊有位“李善果”，“隶乐籍（封建社会独裁者对异己的政治迫害，逼令其家人亲属从事当时社会公认的下贱职业），耻以身事人，谢妆茹素”。日习禅学于楼上，终身未嫁，以孝其母。家中颇有钱财，为倡孝义而惠乡民，于成化二年募款兴建楼台一座，乡人因感其德，遂以“孝感楼”三字题匾高悬其上，永铭于世。这位“耻以身事人”的女子，陷入政治糟粕，出淤泥而不染，“倡孝义而惠乡民”的奇女子，还有那些“感其德”而将她“永铭于世”的乡人们，这是怎样的一群人！怎样的一个个温情传递、代代相传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是经历数百年不朽、不休的感动——这，就是西高白的人。

于是我们理解了西高白赵家受过大清朝廷旌表的“兄弟孝义坊”，“拔贡”爷的“万民伞”牌楼，还有《清徐古方志》中为数众多的高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