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养原因五花八门

收容机构力量有限

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流浪犬数量达4000万只。

为什么有那么多宠物被弃养？

记者采访多名弃养宠物者发现，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经济能力受限，有的是觉得宠物不省心，还有的是家人反对。

北京某医院保健科一位工作人员分析，弃养宠物的原因多种多样，首要原因是经济状况。养宠物不仅耗费时间，而且需要不小的经济投入，养不起就弃养的大有人在。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不少人对养宠物这件事认识不足：有些人缺乏经验，养宠物的观念还停留在只要让宠物吃饱就行的阶段，但养了以后才发现，犬会“拆家”，不让人省心。此外，主人家中有重大转折，如搬家、家人生病、生孩子等，也是影响宠物是否被弃养的一个原因。

自发组建“武汉流浪动物领养”群组的马凯（化名）说，有的人生完孩子后害怕猫、犬传播疾病或伤害孩子，也会弃养宠物。

张楠无奈地说，许多人饲养宠物没有责任感，缺少科学养宠的知识及长期规划，遇到突发情况时，往往“一弃了之”。

记者调查发现，宠物繁育市场鱼龙混杂也成为宠物弃养的源头之一。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的繁育人在繁育宠物时，只留下售价高的品种，把普通品种或病宠“一窝一窝地往外扔”。

面对大量四处流浪的宠物，流浪宠物收容机构也爱莫能助。

平安阿福协会是位于江苏南京的一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换粮换水、清理地上屎尿、更换尿垫、处理伤病患员、安排救助、不停接听咨询电话和求助电话，是平安阿福协会每天都要处理的事情。

“这些事情不复杂，但是非常烦琐，义工们每天都很忙碌，需要救助的流浪犬不计其数。”平安阿福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平安阿福协会工作人员也谈到了目前机构面临的难题，即值班义工均为无偿工作，需要面对各种被救动物的伤痛、死亡，承受很大压力，还要时时面对协会出现物资困顿状况。

延安流浪动物救助公益协会也在经历同样的困境。

“经济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我们之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筹款渠道，但是相关部门说该筹款渠道违法。如果我们无法继续救助，所有的流浪犬只能进行放养或者安乐死。”张楠说。

李倩告诉记者，从捡到一只流浪犬到送至安置中心，要经过医院隔离、检查、绝育、免疫等多个流程，大约需要3000元，再加上平时的犬粮、房租水电等一系列开销，运营压力非常大，“目前我们已经是在负债运营”。

还有动物救助站和收容机构在尝试让被弃养的宠物找到新家，但“二次弃养”甚至是“多次弃养”时有发生。

杜帆曾经救助过的一只小犬被领养过3次，又被退回来3次。第一次，领养人接受不了它在家里随处大小便予以退回；第二次和第三次，是领养者的家属认为，多了一只动物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遗弃行为难被追责

地方立法效力不高

在救助流浪宠物的多位人士看来，减少流浪宠物数量，关键在于减少宠物弃养，而提高养宠人士的遗弃成本，则是一个解决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多地立法禁止弃养宠物。

2020年，上海处置首例遗弃宠物犬案，对弃养人罚款500元并吊销犬证。

《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明确提到：“遗弃饲养的犬只的，由养犬登记机关收容犬只，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

《福建省动物防疫条例》规定，单位和个人随意弃养犬只，造成动物疫病传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动物防疫主管部门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在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禁止弃养宠物，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目前的问题是，遗弃行为很难被追踪，而且行政处罚的力度如果过轻，可能也不足以杜绝这些行为。”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说。

钱叶芳认为，上述地方性法规的倡导性、宣导性意义更大，但很难有效杜绝宠物弃养的行为，因为想要真正实施处罚很难。

流浪宠物属于流浪在外的生物，它们造成他人损害后，难以找到具体的责任主体进行追责。

“越来越多的地方养犬管理条例中写入禁止虐待、遗弃犬只，但少有能够实施到位。”钱叶芳说。

在她看来，就目前而言，宠物弃养方面的立法尚不健全，各执法部门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个别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基本上是被动执法，接到投诉才去处理、处罚”。

在杜帆看来，治理流浪宠物的工作需要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不能进行运动式管理，尤其是不能发生恶性事件后就“搞一下”。因为执法主体的不确定也导致了出现问题后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宠物犬被遗弃最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主人，其实这相当于是一个‘教育人’的过程。可以尝试把工作做在前面，从开始养宠物、贩卖宠物就有专门部门介入。比如市场监管部门规定没有资质的人不能进行活体买卖，还要对是否卖出去、卖出去多少、卖给了谁都进行相应的监管。”杜帆说，同时要对相关疫苗进行监管，法律规定养犬必须注射相应的疫苗。

时至今日，我国尚未有一部专门针对流浪宠物或动物福利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法律明确禁止和惩治遗弃宠物行为，加之养犬管理执法不到位，流浪宠物繁殖无人过问，导致流浪宠物处于失控和无序状态。对此，钱叶芳建议，需要在全国层面制定一部法律，处罚手段应当囊括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刑事处罚，并考虑动物遗弃罪的设立。

杜帆建议，应该在国家层面出台专门的动物保护法律进行顶层设计，依法确定主管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解决部门和地方治理流浪宠物时“单打独斗”的问题。

摒弃单一末端救助

源头控制加强监督

采访中，有业内人士提出，能否尝试用科技手段解决宠物弃养问题。比如有其他国家规定，从事繁殖或销售宠物的从业者必须在宠物猫、犬身上植入芯片，宠物主人在购买猫、犬后的30天内，必须登记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已饲养宠物的民众或动物保护团体等也有给猫、犬植入芯片的义务。

在张楠看来，为自家宠物“上户口”并植入芯片应成为饲养者义务，“甚至可以将弃养宠物的行为纳入征信范围，提高养犬的门槛和成本”。

对此，动物电子芯片行业从业者郭林（化名）告诉记者，我国大概从2012年开始引入动物电子芯片，目前，给动物植入芯片的技术已经成熟，不仅是宠物，还有畜牧业、水产业，都在给动物应用芯片，结合物联网行业的手持阅读机、系统软件，追溯每一只动物的个体信息。举个例子，犬贩子拉一车犬，有的犬是偷来的，如果犬身上植入了芯片，用机器一扫便知。

“按照相关规定，原则上讲，所有的犬都需要植入芯片进行管理，但目前有大量的城市宠物犬没有植入芯片。此外，各城市甚至各省的芯片没有统一编号，影响各地此类信息的互联互通。”郭鹏说。

钱叶芳认为，仅靠给宠物植入芯片而没有人的执行和监督是不够的，“有的地方从2020年开始全面推行犬只芯片，但不文明养犬和遗弃宠物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在执行上”。

“通过芯片找到弃养人后，主人可能还会第二次遗弃自己的宠物，甚至如果他知道芯片在什么位置，还有可能直接去掉，反而对宠物造成更大的伤害。”钱叶芳呼吁，广大动物保护志愿者尽快转型，不能只关心末端救助，而应该注重源头控制，杜绝宠物弃养的重中之重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监督，一定要充分发挥各个社区业主的力量，提高大家善待动物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本社区做起，先把自己社区的宠物管好，有余力再去帮助其他社区，共同推动文明养宠。

“包括弃养在内的不文明养犬，都只能在社区里面以基层自治的方式、业主之间进行监督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能出现问题才开始管理，一定要从基层社区基础工作开始做起。”钱叶芳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海天社区推行了一种“海天模式”，即通过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社区公约，探索自下而上建设生态文明和动物文明之路。

“发挥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优势，邻里之间互相监督才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鼓励业主自发地参与社区自治。”钱叶芳介绍，首先要有书面上的约定，比如社区公约相当于一个道德上的约束，明确约定不遗弃、不虐待宠物。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实，现在他们正在挨家挨户上门登记养宠物的情况，用来建立社区动物档案，全面掌握主人和动物的信息，之后如有宠物被遗弃，就有可能根据档案快速查询到主人信息。

为了鼓励大家主动登记宠物信息，海天社区制作了“流浪猫咪档案馆”小程序，还为登记的业主提供一系列贴心服务，包括寻找走丢宠物、宠物临时照顾、医疗优惠和宠物粮团购等。